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中国经济学揭示这一阶段的特殊经济发展规律，这就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因而明确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为重大课题。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要具有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还要体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从而既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还要重点研究新质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揭示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通过系统阐释马克思生产力质变和量变规律的基本原理，明确了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的反映新时代生产力特征的标识性概念，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推进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通过系统阐释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等构成的制度体系或生产关系体系，是对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中国经济学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中国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也就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奋斗，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不同，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对象就会有所不同。因此，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实践，就需要明确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这就决定了“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必须运用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原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特征新要求，科学确立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确立，是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完成的。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就重点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以指导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时，就重点研究生产关系运动规律，以指导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之所以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因为马克思研究的是以英国为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了比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阻碍，因而马克思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被替代的规律，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供思想理论武器。

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进行系统阐述，但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了科学的预见。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仅要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表明，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要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生产力，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新规律。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推进改革，从而要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必须研究生产关系，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演进规律，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规律，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中，要求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速度。”这意味着，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既要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大力发展生产力，也要不断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通过二者的合力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也是我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成功经验。因此，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力，也要研究生产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党已经率领全国人民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启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富起来和强起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后继起的两个不同阶段，都要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因而包含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共同性或一般性，即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发展任务从发展是硬道理转向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需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新安全格局等，从而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这就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还要揭示新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殊发展规律，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生产力方面，表现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因此，“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这就表明，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还要研究生产力，但重点要研究新质生产力，揭示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在生产关系方面，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表明，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般，还要重点研究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揭示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以指导我国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二、新时代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既有量的增长，也有在量的积累基础上质的飞跃。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既揭示了生产力量的增长，也深刻揭示了生产力质的变革。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因此，生产力的质变，是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对于生产力的质变，马克思通过比较分析“手推磨”向“蒸汽磨”转变时认为，“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分工是生产力范畴，“手推磨”向“蒸汽磨”的转变，使分工发生了本质的区别，推动生产力发生了质变。显然，生产力的这一质变是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的，也就是科技革命引起了劳动资料的质变，而劳动资料的质变推动了生产力的质变。这是因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因此，从农业经济形态向工业经济形态的转变是生产力的质变。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工业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形态演进。今天的数字革命必然推动生产力发生新的质变。习近平总书记依据生产力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时代的标识性概念，即“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从而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具体表现为新质生产力，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必须研究新质生产力。

研究新质生产力，就需要揭示新质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从而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产生和发展规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

这就决定了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不是一般的技术要素，也不是一般的技术进步，而是能够带来革命性突破的颠覆性技术，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全面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也就是生产力的质变，并由于生产力的质变创造出生产力的量的巨大增长。因此，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马克思在分析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质变时指出，“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革命，并进一步导致生产方式的革命，从而带来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力的质变又进一步带来生产力的量的快速扩张，“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显然，生产力的质变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能。

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加速迭代，又对工业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突破和颠覆性创新，不仅催生新的数字产业，而且还快速推进产业的数字化，使整个生产方式建立在新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基础上，导致了生产力发生新的质变。这是因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这就决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大力推进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创新，特别是推进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新质生产力，就必须揭示我国推进科技创新的特殊规律，特别是我国如何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备产业体系优势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等推进科技创新的理论和机制，指导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跑到并跑、最后到领跑的跨越性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催生

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和手工业工具的区别时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这表明，生产方式的质变，首先是生产要素的质变，特别是核心要素的质变，如机器的出现，就使“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从而改变了劳动的性质。

只有把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马克思认为，要素的结合方式，就构成生产方式，而“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既然生产要素的结合具有特殊方式和方法，就意味着生产要素的结合从一种方式转换到另一种方式改变了生产要素结合的性质，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一旦发生这种创新性配置，就会推动生产力的质变，以及生产力的量的快速增长。马克思明确把“生产过程的结合”作为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认为“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大工业所代替，就是劳动过程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也就是对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从而“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使数据、算力、算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赢得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这不仅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等已有生产要素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关键要素，更重要的是数据等要素的加入还会对已有要素带来质的改变，如劳动从原有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转向数字劳动或智能劳动，劳动的自然属性发生改变；工具从“手推磨”“机器磨”转向“数字磨”或“智能磨”，工具机发生了质变。生产要素的质变，必然导致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重新配置，如平台经济的出现，就催生了新的就业形态和劳动关系。生产要素的质变及其创新性配置，就会带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就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表明，生产资料的创新性配置，既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质变，也包括这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质的跃升，以及由这种质的跃升带来的生产力巨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这就决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推进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推进生产要素质的有效提升。同时，还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各类产业平台、国内外贸易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和治理，实现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方式质的跃升。

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新质生产力，就要研究数据、算力、算法等数字经济核心要素对其他各类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和改变，特别要研究对劳动者的影响以及对劳动性质的改变，以推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研究平台经济对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改变，发挥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规避其带来的不利影响；研究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和途径，为把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提供理论和政策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是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

马克思分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带来的深刻产业变革。马克思认为，机器的生产，特别是用机器生产机器，催生出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机器大工业才得以自立。制造业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代表着“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由这种生产力构成的新的生产的物质基础”。机器体系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采掘业、冶炼业、化学工业、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发展，催生了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产业体系。不仅如此，机器大工业在农业部门的广泛运用，推进了传统农业的工业化，使农业部门“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因此，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力质变，不仅催生了新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而且还改造了传统农业，实现了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

如同当年的工业革命一样，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催生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而且还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提升，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因此，我们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要求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在发展新赛道上赢得新优势，在发展方式上加快绿色转型，在发展路径上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完整性和先进性是安全性的前提和基础，安全性则是整体性和先进性的基本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并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主要发展目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新质生产力，就需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重要任务，揭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丰富内涵及其内在结构，揭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特殊规律，为我国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四）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的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因而马克思认为“自然条件”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把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分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两大类，并认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劳动生产力是“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既然生产力受自然条件制约，那么，优越的自然条件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破坏自然条件就会造成生产力的巨大损失。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这是因为，人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因而绝不能站在自然界之外去支配自然界。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现代化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刻教训，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我们党推进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丰富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一是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理论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把保护生产力纳入生产力的理论框架，使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从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拓展到保护生产力；另一方面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生产力的内涵。二是为破解发展和保护的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我们党通过对高质量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揭示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关系。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而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三是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发展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是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绿色发展，都需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绿色产业和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实现发展方式的创新。

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新质生产力，就必须研究绿色发展，揭示在“双碳”目标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特殊规律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揭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为破解发展和保护的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实践经验支撑。

三、新时代生产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通过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科学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构建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一是强调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本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从而确立了所有制对生产关系性质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明确了所有制与劳动结合方式的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私有制，为什么二者的社会性质却具有本质区别？马克思认为，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劳动的不同结合方式决定的。封建主义是私有制与个体劳动相结合，而资本主义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相结合。“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样独特的社会形式……雇佣劳动的形式对整个过程的面貌和生产本身的特殊方式有决定的作用。”这就确立了同一种所有制的本质区别是由劳动的特殊形式决定的，这就要求分析所有制的性质，不仅要分析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还要分析劳动的特殊形式，以及由它们决定的特殊结合方式。三是分析了所有制的内部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所有制概念，包含了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经营权等具体内涵。马克思通常把所有权和占有权在同一含义上使用，如明确提出“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把所有权同支配权、经营权区别开来，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时指出，工人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但劳动力一旦出卖，“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劳动力的所有权虽然没有改变，但支配权却转到资本家手里。同样，恩格斯在谈到合作社的经营方式时指出，把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出租给农业合作社经营，就可以“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经营权转给了合作社，从而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权同支配权、经营权相分离的理论，就实现了在保持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转让支配权和经营权，从而为所有制创造出不同的实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依据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推进生产关系变革的成功经验，创造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不同层次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就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根本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还要研究经济发展、经济运行等层面的重要经济制度，以及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而拓展和深化新时代中国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内涵。

（一）根本制度的内涵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性和人民性原理，依据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把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等制度提升为我国的根本制度，从而要求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以筑牢根本制度为原则。这就把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制度纳入生产关系的应有内涵，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内容。

根本制度是决定我国制度体系根本性质的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主要包括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进一步筑牢根本制度，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通过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顺应民心、尊重民意，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和作用

马克思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预见中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基本原则。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依据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创造性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的新概括、新发展，是对马克思公有制理论、按劳分配理论和商品经济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特别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必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特别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及其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强大动力。

基本经济制度是贯彻和体现国家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国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须长期坚持。当然，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也要随之做出相应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遵循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则。

（三）重要经济制度的内涵和作用

重要经济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派生而来的，是国家经济治理领域具体的主体性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和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制度。这主要包括：一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两个毫不动摇”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要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使国有企业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还是履行党和国家战略使命的重要经营主体，成为党对经济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载体；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使国有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支撑；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履行社会责任；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使民营企业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加快建立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等。二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营造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市场经济制度创新。三是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统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创新。

（四）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还要全面深入研究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要求，在夯实根本制度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领域顺畅流动和集聚；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激发微观创新活力，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优势，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驱动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培养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人才队伍，鼓励创新人才辈出；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使要素价格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服务平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际创新资源向我国流动和集聚。

因此，加快形成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求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必须依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要求，加大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拓展生产关系的理论广度和深度，更好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者：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张元元，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正旭，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经济学家（2026年第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