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的研究，搞清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问题作过探讨，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内容、作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对于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还是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对资本理论的探索，以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思想历史和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结构的恢宏构思上，提出了“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的基本观点；在《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一般”为叙述对象，对资本的本质和特性、展开形式和行为规律等问题作出系统阐释，“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理论展现了资本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的根本属性。这些理论建树，凝练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理论的思想精粹，彰显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问题研究的挈领要义。

一、“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内涵及其关系

在《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结构计划”上，对资本理论及其体系作出最初的阐释。在“五篇结构计划”中，马克思以“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叙述为起点，以“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为主题，重点对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这三个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和构成三大基本阶级划分依据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系统阐释。在“五篇结构计划”中，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这三个范畴，并不是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的，而是由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只有在考察资本范畴之后，才能考察其他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

1857年11月下旬至1858年初，在开始写作《手稿》“资本章”时，马克思以“五篇结构计划”为基础，对其中“资本”理论部分作了详尽的阐释，先后提出了资本理论分为六个部分的“六分结构”和分为三个部分的“三分结构”。这两个先后相续的资本理论结构，可以列表比较如下：

资本理论的“六分结构”和“三分结构”，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理论的“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的理解（参见以下表格）。

第一，在这两个结构中，马克思受黑格尔逻辑学的合理成分的影响，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一般性”）、以资本周转为特征的流通过程（“特殊性”）和在总体上看的资本形态及其变化（“个别性”）三个方面的逻辑序列作出探析。马克思已经清晰地指出，资本的根本动机和目的就是获取剩余价值，这是资本特性最根本的概括。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资本是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这是资本行为规律的核心问题。

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本质及其特征作出初步分析。在“六分结构”中，马克思在对资本周转问题的阐释中，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意义上，对“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等生产要素性质作出解析；在“三分结构”中，马克思在对价值增殖问题的阐释中，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意义上，对“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等生产要素性质作出解析。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根本上就在于生产要素具有的资本属性，即在于生产要素的资本化或者资本化的生产要素的规定。马克思在对资本作为生产要素问题的探讨中特别强调：“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

第三，在资本理论的“三分结构”中，马克思对多个资本的相互行为和运行过程作出最初的阐释，从“特殊性”上对“诸资本的积累”“诸资本的竞争”和“诸资本的积聚”问题作出初步的结构性的概述。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手稿原文中，关于“特殊性”中“诸资本的积累”“诸资本的竞争”和“诸资本的积聚”的德文原文分别为：“Accumulation der Capitalien”“Concurrenz der Capitalien”和“Concentration der Capitalien”。在《手稿》中文第一版中，这三个用语中文译作“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竞争”和“资本的积聚”，马克思《手稿》原文中复数的“资本”（Capitalien），即“多个资本”和“许多资本”的内涵没有得到体现。中文第二版把“资本”（Capitalien）重译作“诸资本”，准确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多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对积累、积聚的强制性作用的观点。

第四，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资本理论“三分结构”最后落脚在“资本家”上，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家”是资本人格化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理论及其结构的进一步研究中，在对“六分结构”和“三分结构”作出新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资本理论“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二分结构”的新构想。

在《手稿》关于资本理论“三分结构”提出后不久，马克思就提出了“资本一般”（Das Kapitalim allgemeinen）范畴。马克思认为：“在这里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资本，是资本一般，也就是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价值、货币、流通等等，价格等等，还有劳动等等也一样，都是前提。但是我们研究的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等等。我们研究的是资本的产生过程。这种辩证的产生过程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以后的关系应当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在对“资本一般”范畴的最初阐释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特性的基本的内在规定性。

第一，在历史逻辑上，价值、货币等是资本的“前提”，在价值（其载体是商品）、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最先呈现的是总和的、一般的资本形态；作为资本历史上形成的最初形态，“资本一般”呈现的是资本在“总和”上的特性和规定。

第二，在理论逻辑上，“资本一般”是撇开了个别资本特殊的、相异的规定，呈现个别资本具有的共同规定性的资本形态，因而也是社会总资本具有的一般的特征和特性。“资本一般”可以是撇开了各单个资本特殊性质的个别资本形态，也可以是“总和”意义上的总体上的资本形态。

第三，“资本一般”也是资本内在矛盾得以进一步展开的资本的“萌芽”形态，是理解诸多资本运行及其行为规律的逻辑起点。许多资本的各种具体形态，是“资本一般”的内在规定性的展开。

在《手稿》中，“资本一般”不是资本理论“三分结构”中与“特殊性”和“个别性”相对应的“一般性”范畴，而是与“许多资本”（viele Kapitalien）相对应的范畴。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许多资本”范畴的最初阐释中指出：“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因而“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显然，“许多资本”是“资本一般”内在规定性在众多资本运动中的展开形态，是以多个资本之间的竞争为运动特征的资本形态，也是资本特性在资本运行和行为规律中进一步具体化的形态。

在《手稿》“资本章”中，马克思从“资本一般”范畴相对应的意义上，对“许多资本”的规定性作出进一步阐释。马克思提出：“按照资本的一般概念考察资本时，资本的一切要素是包含在资本中的，这些要素只有当资本实在地表现为许多资本时，才能获得独立的现实性，才能显示出来。那个在竞争范围内并且通过竞争而存在的内在的活的组织，只有这时候才更广泛地展开。”

在马克思看来，“许多资本”作为“资本一般”的更为具体的、现实的资本形态，一方面使得资本的内在规定性获得了外部的独立的形态，展示出个别资本自身复杂的、具体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使得竞争机制和机能在多个资本运行过程中得以实现，使得个别资本在竞争并通过竞争过程获得外在化形态。竞争在“许多资本”中的作用形式，既有助于对资本的“独立的现实性”的理解，也有助于对资本的“内在的活的组织”行为和过程的理解。

二、“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对《手稿》资本理论理解的意义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范畴关系的探讨，受到黑格尔《逻辑学》方法论阐释的影响。1858年1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克思把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客观逻辑”中对“一”和“多”辩证关系的阐释，运用于对“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范畴及其关系的理解之中：

第一，黑格尔认为，“自为之有的观念性，作为总体，首先转化为实在，而且转化为最牢固的、最抽象的实在，即一。”因此，“一”反映了自为存在的最抽象、最一般的规定性。马克思把“一”的这一规定性，成功地运用于对“资本一般”范畴的理解之中。

第二，黑格尔认为，“一的否定的自身关系就是排斥。这种排斥，作为多个的一的建立（但是这种建立是由于一本身），是一自己超出自己之外，但是它在自己以外所达到的东西，仍然只是一。”这就是说，“多”是建立在“一”自身的规定性上的；“多”排斥的并不是“一”的本质规定性，相反使得“一”的抽象规定性取得了进一步的具体的展开形式，因而“是一的东西的展开”。黑格尔强调：“一的多是一的自己建立；这个一不是别的，只是一的否定的自身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一本身，是那个多的一。”马克思对“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关系的阐释，体现了这种辩证的“排斥”关系。

第三，黑格尔认为，“一与多的区别把自身规定为两者相互关系的区别，而关系又分为两种，排斥和吸引，每一个关系原来都是自立于另一个关系之外的，可是本质上它们仍然是联系着的。”这就是说，“一”与“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它们表现为“排斥”和“吸引”、表现为“一”转化为“多”的运动过程。“一”作为过程的起点，蕴含了“多”最抽象的规定性；而“多”作为过程的展开，既形成了自立于“一”之外的一种关系，又与“一”有着本质上的联系。马克思对“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转化关系的论述，正是对黑格尔上述思想在资本理论上的应用和发挥。

以黑格尔《逻辑学》中辩证思维的合理因素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及其关系作出的阐释，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计划”中，特别是对《手稿》“资本章”中资本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六册结构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结构形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依据。

1858年2月，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正在写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结构变化时提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相对于之前“五篇结构计划”，这里呈现的“六册结构计划”发生了两个重要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五篇结构计划”中第一篇“一般的抽象规定”或“关于生产一般”不再独立成篇，成为“六册结构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的“绪论性的章节”；另一方面，“五篇结构计划”中的第二篇“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等内容作了扩展，以资本、土地所有制（地产）和雇佣劳动三大范畴为主题，独立形成“六册结构计划”的前三册。“五篇结构计划”中后三篇与“六册结构计划”中后三册的主题基本上是一致的。

1858年3月11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对“六册结构计划”作了三个方面的补充说明：

第一，在“六册结构计划”总体布局上，马克思“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前三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而后三册（《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只打算作一些综合性的概述”。

第二，突出了第一册《资本》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强调，这一册“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相对完整的著作”，这一册也“是整个叙述的基础”。

第三，对第一册《资本》的内在结构作了初步思考，提出这一册应该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强调“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

1858年4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重提“六册结构计划”时，对第一册《资本》的内在结构作出展开说明，提出“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这样，“六册结构计划”中第一册《资本》被分为四篇，形成了关于《资本》册的“四篇结构”。马克思的这一新构思，是对“五篇结构计划”中资本理论“三分结构”的拓新，更是对“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中资本理论结构的创新。

“四篇结构”和“三分结构”之间的关联可以列表如下（参见以下表格）。

通过对这两个资本理论结构的比较，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提出“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范畴后对资本理论结构的新的理解：

第一，“四篇结构”把“三分结构”中的资本理论重新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a）资本一般”为主题；第二部分由“（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和“（d）股份资本”三篇构成，是以“许多资本”及其展开形式为主题的。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信用“是资本取得的最高成就”，“信用仅仅表现为积聚的新要素，即各个资本被实行集中的单个资本消灭的新要素”。而对“股份资本”来说，“在这种形式下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

第二，“四篇结构”中的“（a）资本一般”对“三分结构”中的“Ⅰ.一般性”作了两个方面的拓展：一是把“三分结构”中的“价值”“货币”作为“四篇结构”中“（a）资本一般”的绪论性的内容；二是把“三分结构”中“Ⅱ.特殊性”的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从“许多资本”意义上，对“竞争”的机制和机能作出新的阐释。在《手稿》中，“积累”“竞争”和“积聚”都被视为“诸资本”的行为和过程，也被确定为以“许多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运行和行为规律。

第三，在资本理论结构上，“四篇结构”再现了从“资本一般”到“许多资本”范畴的逻辑关系。“许多资本”实际上是“总和”上资本的内在规定性转化为个别资本的外在的独立形式的过程，这一转化凸显了个别资本间竞争关系的规定性。依据这一基本构想，马克思确定了从“资本一般”到“竞争和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再到“资本的信用”，最后到“股份资本”的转化序列。

三、“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对《资本论》资本理论理解的意义

把《手稿》简单地称作《资本论》“第一稿”，显然是不准确的；但是，也不能由此而切断《手稿》同《资本论》之间在理论内涵、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上的内在联系。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范畴及其关系的理论，在《资本论》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作用不再作为《资本论》体系结构划分的范畴，而是作为揭示资本特性和运行规律的理论逻辑和叙述方法得以运用。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本总公式”的阐释，就是以“资本一般”范畴为内在规定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资本总公式”是对各种特殊形态资本的最根本特性的概括，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产业资本的典型形态。《资本论》第一卷从“资本一般”意义上对资本特性的阐释，就是以产业资本形态为根据的。即使在以资本流通过程为叙述对象的《资本论》第二卷，阐释的也是以产业资本为对象的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及其关系的本质特性，没有涉及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更为具体的“许多资本”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马克思是以“资本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特性为叙述对象的。

在《资本论》理论结构中，《资本论》第三卷在对“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阐释中，实现了从“资本一般”到“许多资本”的局部转化。《资本论》第三卷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其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在这一卷中“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在从“资本一般”转化为资本特殊的过程中，马克思探讨了剩余价值一般向剩余价值“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利润、利息、地租等序列转化过程。马克思认为：“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一般”到“许多资本”转化过程的阐释中，以探讨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为基础，对“许多资本”的具体形态作出阐释，特别对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借贷资本和农业资本的具体的资本形态作了分析，对资本运行过程和行为规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同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也在“许多资本”的局部意义上，对“诸资本的竞争”以及“诸资本的积累”和“诸资本的积聚”等问题作出阐释。

在“诸资本的竞争”问题上，马克思主要是从资本运行过程和资本行为规律方面展开论述的。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以一种外部的压力作用于资本的运动过程，强制地约束着资本行为规律，使得资本的“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消”。

马克思认为，要能理解资本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要能理解资本在竞争的强制作用下的行为规律，以此成为单个资本所有者意识中的动机，那就“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

在“许多资本”关系中，与竞争机能作用相联系的就是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马克思认为：“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马克思对“许多资本”中竞争与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过程的运行规律作出以下系统分析：首先，“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再次，“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信用“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与此同时，“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资本行为规律的结果所揭示的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

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过程。就资本特性而言，马克思认为：“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同时“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资本竞争的外部压力和资本积累及其无限扩张的内在动力，使得“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在资本竞争和资本积累的驱使下，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必然的过程；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绝对规律的作用下，资本的无序扩张和极度膨胀也成为必然的结果。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终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绝对规律支配下的竞争和积累的行为过程，概括为以资本的财富积累和工人的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终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中，马克思在对资本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

四、“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对新发展阶段资本理论研究的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改革内容。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后第二个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的问题。过后不到半年，2022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为主题的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在对这一重大课题的阐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从经济思想的来源上，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理论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方法。

第一，习近平把新发展阶段资本理论分为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两个主要的方面，体现了马克思“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资本“特性”是对 “资本一般”规定性的认识，突出对资本属性和本质规定的认识，民营资本作为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形态，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普照的光”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色彩”和“比重”上的局部变化，这成为民营资本可能而且能够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经济关系相兼容的基础；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内在的资本属性并没有完全改变，即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资本“行为”是对“许多资本”规定性的认识，突出于对经济现实中资本的具体经济运行和过程的认识，即如习近平在对资本“特性”的论述之后接着从资本“行为”上指出的：“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习近平对新发展阶段资本理论所作的“特性”和“行为”关系、本质规定和运行过程关系的探索，是对马克思“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及其辩证关系阐释的创新性运用，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在对新发展阶段资本体系和结构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了五种资本形态并存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问题作出开拓性探索。习近平指出：“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五种资本并存的经济格局，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的。习近平提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于我们“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以我们“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政策导向的。现阶段中国的资本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为主体的“许多资本”共同发展为显著特色和基本特征的。

第三，对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和意义的定位。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同样是“一个与一定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并且表现在这个社会形式上的生产要素”。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是资本化的生产要素，在资本行为中生产要素固有的资本属性也不会改变。但同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过程中，生产要素作为资源配置的对象和因素，各种资本形态都要受到占据主体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规范和制约，在占据主体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普照的光”的作用下改变个别资本的“色彩”和“比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照之光”下，这既是一个对生产要素资本化消极作用进行限制和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本化生产要素作为资源配置对象的积极作用被利用和得以运行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处理好资本作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属性和资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整体要求之间矛盾的重要问题，是中国现阶段资本结构协调发展的根本问题。

第四，习近平对资本治理的根本方向和主要方略方面提出了“有序化”治理的基本理念，在“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关系上深化了资本治理的基本思路和基本途径。在对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资本竞争作用的分析时，马克思就提出：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他只承认“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在资本运行和行为过程中，它们对资本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在资本运行过程中，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但是，竞争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律，却“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竞争自身的“权威”会同资本的所有者的“权威”和绝对控制相对立，竞争自身在“生产的社会联系”中的“公平性”也会同资本行为过程的盲目性发生矛盾甚至是严重的冲突，竞争规律将“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

资本治理的“有序化”就在于“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就在于清醒认识“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就在于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效防范风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第五，对资本“人格化”特征作出新的判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的路向。马克思公开提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资本的人格化和人格的资本化，是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必然形成并且得以固化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一个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来思考问题，只取决于他的利益和他的利己动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人格化的经济基础，但并没有消除依附于“资本拜物教”的基础和意念。习近平提出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要求，就在于教育引导他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使民营企业家能够摆脱资本人格化的羁绊。

第六，马克思对“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阐释也从多方面打开了新时代资本理论探索的宽广视域。无论在《手稿》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关系的阐释，并不包括“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的全部内容，马克思提到：“我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外”，这里还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及其“理想的平均形式”作出“叙述”。特别是“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马克思在探讨资本理论和结构时的这些开放式理念，对新发展阶段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在对外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中作用问题的探索，同样有着重要的理论启迪。

作者：顾海良，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转载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8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