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本文详细理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及实现途径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概括出马克思这些论述的一般意义，即始终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是内生的，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分阶段的；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以马克思的上述研究为指导，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重点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由来及“新阶段”的历史任务是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国家；新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本文还特别分析了劳动价值论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据此，本文在深入学习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及未来社会设想论述的基础上，梳理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及发展途径，力图在马克思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

一、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和实现途径的设想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展望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进行的，是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是在工业化正在进行的方兴未艾的19世纪。从中可以充分地感触到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无限张力，以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符合逻辑的预见。当然，这种预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示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栩栩如生地勾画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对经济社会较之以前任何社会都无与伦比的差异和推动。相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这种推动力是质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市场经济体制以其空前磅礴的、具有质的差异的生产能力，摧枯拉朽地扫荡一切障碍，拉动了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并且必将建成未来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向世界宣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简而言之，由于市场经济以其特有的魅力，在短时间内生产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这样的生产力，无产阶级革命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新制度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在这里起根本推动作用的是生产力。资本主义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甚至还不错，完全在于生产力的提升和对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

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按照人的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作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形态。其中,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指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形态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诸社会形态，盛行人身依附，呈现封闭状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此即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有了多方面的自由，较之第一种形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它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个体得到了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它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强调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准备条件。为什么第二个阶段可以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呢？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在看来，市场经济具有无限大的潜力和张力。对于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潜力和张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作了如上所述的热情洋溢的论述。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的序言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于是，今天还是先进的产品，明天就会变成落后和过剩。低端的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常态。因为过剩，市场主体欲盈利就必须不断地创新，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马克思认为，商品换成货币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商品生产者用新的商品创造新的市场。在已经实践过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短缺则是其常态，是卖方市场，国有企业缺少创新的冲动，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而长期低效的原因。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按照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的循环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理论、地租理论等。鉴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难以解决，马克思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图景。马克思说，“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一个比较细致的表述。马克思认为“鲁滨逊的一切的重演”的比喻比较形象。在这里，马克思着眼的依然是自由的人，并且设想了社会将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予各个部门，这样的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里，马克思论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未来的社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公有制。

在1875年5月写就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强调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体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把未来的社会分作两个阶段，对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在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绝对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然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且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

本文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阐述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深入的洞察和论述，而且在对历史上的经济学，特别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有了劳动价值论才谈得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才谈得上实体经济及按劳分配，也才谈得上马克思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抽掉劳动价值论，就不存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引我们研究中国式现代化。

二、马克思未来社会以及实现途径的设想对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启迪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颇有启迪。

第一，马克思始终把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追求的理想社会的核心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始终是终极目标，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例如，马克思笔下的“鲁滨逊的一切的重演”“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等表述，其核心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需要制度前提。前提就是鲁滨逊的一切的重演。鲁滨逊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在社会范围内的重演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讲的也是公有的制度安排的一种表述。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是以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为前提的，是累积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能大跃进的。它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成为现代化的人，国家则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第二，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实现，是生产力发展带动的，是内生的。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机制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不敢想象的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力空前提高，制造业创造了无数的消费品，消费结构因之提高。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提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现代化的变化。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无限的创新能力，原因在于企业家和资本。企业家的功能是配置资源和创新。资本的功能是盈利。它能够“嗅”到盈利的机会，并把机会变成现实。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前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包容了更大、更尖端的社会生产力，现代化水到渠成。马克思生动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前进的，永远没有尽头。未来有无数个难以想象的“蒸汽磨”，数字化只不过是又一个“蒸汽磨”。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高质量地发展生产力。

无疑，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不同，各国有各自现代化的特点，但其共同的特点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大抵相同。不可能在生产力的水平离现代化经济相差甚远的情况下建成现代化。据此，一国的现代化是内生的。

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迎来新质生产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在当前我们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三，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认识各阶段的物质条件、任务，对于制定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认识是实践的反映。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实践。从而对事物的认识也是阶段性的预测，是一定实践基础上的预测，是在实践基础上符合逻辑的推理。实践愈丰富，判断愈准确。判断的时点离事物的现实点越近，判断越准确。当然判断的准确性还与判断者的能力相关。对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失误，会南其辕而北其辙。正确地判断会指引社会顺利前进。正确地判断事物发展的阶段，还会激励人们的信心，例如，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

在以当时的英国为典型案例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着重每一阶段的特质、任务和环境，同时强调当时社会提供的条件。条件是重要的，离开条件就是臆想。一切的优秀都是有条件的优秀。社会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前进，认识随着社会的前进而深化。认识随着社会实践的前进而前进，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丰富和发展“本本”而不是照搬“本本”。

第四，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在把这些研究成果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创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从一个国家的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即“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强调的是一国的历史和特色，强调的是历史惯性和特殊性。“路径依赖”是历史的自由落体。据此，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优秀的都是有条件的，是一定条件下的优秀。辩证唯物主义则关注事物的矛盾性，对立统一性，以及矛盾各方面的对抗与发展。我们要建设的是适合国情的中国式的现代化。

对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马克思是对大量现象性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改造抽象形成包含真理元素的范畴。这些范畴按照一定的逻辑连起来，就形成了理论体系，就可以触摸到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逻辑，以及可能的走势。这个过程也可以叫作学理化。

三、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指引我们研究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证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和逻辑是一致的。马克思是以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同点，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在以物质财富为标志的进步方面。马克思的以上分析，对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具有指导意义。本文以下将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探讨和分析几个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

1.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马克思终生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是一个不断逼近的相对的过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坚持共同富裕才能解决这一矛盾。从这一意义上讲，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迈进了一大步。共产党领导我们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人民群众当前的利益。我们要把当前的工作做好。这一切，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我们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转化成了中国式的现实表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但前提是富裕而不是贫穷。共同富裕不是在某一点上的“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富裕者通常对社会贡献大，社会承认他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私人或者个体的劳动转化成了社会劳动。我们今天所讲的共同富裕，与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不同。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体制遵循价值规律的原则，倡导机会均等下的共同富裕。在统一的市场机制下，该富则富，社会财富才会为之增大。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在实践中可以把穷的往上拉，例如大规模的脱贫；也可以把富的往下拽一点，例如历史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两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都出现过。共同富裕是有层次的，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消费结构基础上的共同富裕。20世纪80年代的共同富裕和今天的共同富裕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包含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过低层次的共同富裕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共同富裕作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握的好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曾经有过沉重的历史教训。

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把握共同富裕的时机。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历史上，我们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大锅饭”，也曾经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过社会主义改造，共同富裕往往被理解为“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地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据此，我们既不可能放弃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我们也不能因为“平均主义”“大锅饭”而共同贫穷，我们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点，既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又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心理平衡、社会和谐。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发展，亦可以普遍提高人民福祉，这也是共同富裕，是纵向的共同富裕，发展的共同富裕。这样的共同富裕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

由上述分析可见，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是分阶段的。结合中国的现实，习近平同志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他强调：“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为了理解新阶段，首先要理解当初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撬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深刻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把未来社会设想为一个“鲁滨逊”式的，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世界，“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马克思的设想在实践中演变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试图消灭或者从根本上杜绝商品货币关系，快步超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讲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特征，人为推高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此举严重地违背了经济规律。选择了这种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低效。

实践证明商品、货币关系不能逾越，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富其国裕其民。然而，在理论上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能容纳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经济发展，我们对发展阶段的判断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商品、货币关系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必须往后退，退到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的过渡还需要很长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给予商品、货币关系以充分的发展空间。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需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谋划改革，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

邓小平同志当年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事实是比预料的发展得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面对变化了的情况必须做出新的理论说明。习近平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当年说这个话，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强调的是在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现代化，同时强调即使实现了现代化，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世代代地坚持下去，仍然需要一以贯之地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解决好，不可能一劳永逸。习近平同志对新的特点作了深刻地阐述。他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事物都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量变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今天，我们所讲的新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社会主义不可能永远是初级阶段。新阶段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新格局下的生产力提升

根据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他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这就是说，我们是在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下提出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建设现代化必须理解和把握新格局。新格局是新阶段表现出的新特质。

必须深刻地认识新格局。为了深刻理解新发展格局及其要求，有必要梳理一下此前的发展格局，也就是快速发展时期的发展格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格局是，基数小，增长率高；产业空间大，生产什么都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资源、环境、土地、劳动力都便宜，可以发挥所谓的比较优势；国际形势对我们相对好，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可以模仿。改革开放高歌猛进，放开使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我们以国际市场代替国内的消费不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成了以速度为增长特征的历史性阶段，中国经济进入以追求质量为特征的稳健的“新常态”。我们进入新格局。新格局的特点是基数大，即使GDP的绝对量增加，增长速度也没有原来快；一方面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端需求大量外溢；资源、环境、土地、劳动力都变得昂贵；国际经济形势对我们不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行单边主义，我们周边的国家也在崛起，对外贸易受阻明显，失去了部分国际市场；改革开放在继续深入，但民营经济发展不时受到干扰。

进入新发展格局必须创新，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必须解决产业链的瓶颈问题。然而，长期陶醉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在不知不觉中挫伤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原来，心目中的增长模式还是速度型的，一遇经济下行就上些“不痛不痒”的项目，继续加杠杆阻止下行，同时也阻碍了经济质量迈上新台阶，继而就是继续滞胀。

历史惊人的相似。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步伐放慢，其原因是陶醉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相对较低的产品和发展模式不能自拔。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他所著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指出：“英国率先工业化所具有的特殊自然条件不可能维持下去，它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无论当时多么的先进和有效，都不可能始终独领风骚，它所创造的生产和市场也未必一直最适于支持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从过时的旧方式转向新方式既昂贵又困难。英国宁愿守住成本低廉并已经赚取大钱的工业机制，也不愿意冒险进行工业结构的再创新”。

上述分析说明，构建新格局的关键在于创新，从实际出发，坚持自力更生，坚持生产力标准。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排斥积极地对外交流，只是要把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这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所必须的。要紧紧抓住实体经济不放松，抓住不断深入的工业化不放松。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实体经济中农业直接关系到谁来养活这个国家的人民，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关系到谁来装备这个国家的各个行业。任何创新都最终要落实在实体经济上。没有实体经济，创新将变得毫无意义并且最终枯竭。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发表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与制造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美国就不可能赢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全球战争。金融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过度金融化只会破坏经济发展。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加拿大学者瓦科拉夫·斯密尔在其撰写的《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中指出，“2011年，尽管美国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仅1.2%，但如果就此认为，如此低的贡献率会让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边缘行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农业和金融业对GDP贡献率减少的意义是不同的。农业贡献率减少带来的是饥饿和死亡，金融业贡献率减少，如果是由投机性的金融衍生品来承担，那是求之不得的。”列宁曾经预言，当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在一起时，“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美国今天是这样，把美国的教训当作经验的国家也可能重蹈覆辙。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一种误导。工业化永远不会过时，是不断出现的新的层次的工业化。

4.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安排

我们历史上不是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市场主体有支配资源的权力和能力，要求市场是畅通的，法规是健全的，竞争是真实透明的。另一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奥地利学派的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在现今的世界上也几乎不存在，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

世界上成功国家的案例，都是实行了市场与政府的恰到好处的结合。英国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其所著《创新型政府》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美国实行的政策和展示的表象不尽相同，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倡导小政府及自由市场理念，同时却又运用政府力量把大量公共资源引入科技创新项目，成为以往和当前经济大获成功的基石。无论是因特网，还是生物技术和页岩气，美国政府一直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的关键推手，它坚持在周期中不确定性最大的阶段进行投资，带动企业渡过难关并铺平发展之路。德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也在于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很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日本、韩国的产业政策世界闻名，英国后来的落后则在于太自由化了。

政府理所当然地应当搞好宏观调控，创造稳定的、充满生机的社会环境，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当在以下方面很好地发挥作用：①政府可以高瞻远瞩，谋其大者，制定前瞻性的产业政策。领导和组织关键性的瓶颈技术攻关。长期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使我们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受制于他人。拿下制约我们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仅靠民间的、市场的力量现在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市场把短时间的盈利看得更重要。创新是有风险的，在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上政府要走在前边，越是风险越向前。②政府相对站得高，看得远，可以前瞻性地调控未来发展方向，对基础科学研究投资。科学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技术是回答“怎么做”的问题。科学研究的边界就是技术创新的边界。例如，没有美国政府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资，就不可能有苹果公司一系列创新成果。③政府不仅要保护市场，而且要创造市场。一国的国际市场大小是政府创造的。重商主义的时代，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创造市场。今天，依然需要政府创造市场，如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是双赢，是多赢。国内市场也需要创造。打通障碍、壁垒就是创造。④政府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使民营企业家能安心创业，安心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时不时成为“惊弓之鸟”。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吸引外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里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从这一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的，从一个国家转移至另一个国家的。它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追求自由、安全和支持。”“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静候着别国的政策失误，把他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入到我们这里来寻求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他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做岂不是聪明得多吗？”⑤规范政府行为，精兵简政，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5.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

一种价值理论对应着一种理论体系，价值理论还对应着分配理论，体现着社会性质。例如，萨伊认为，土地、劳动、资本共同创造了效用，从而共同创造了价值。于是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润，土地得到地租。1934年，库兹涅茨提出了GDP的概念，这是一个交易额，环境污染对其是正的效应，使金融大亨由财富的攫取者转化成为价值的创造者。按照正常逻辑，价值决定价格，有价值就有价格，在金融大亨们那里价格决定价值，价格高就是贡献大，贡献大价格就高。因此，坚持科学的价值理论对于我们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十分重要。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证明现在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金融大亨们自评的天价的年薪。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则在《增长的悖论》的序言中将金融大亨们称为财富的攫取者。其根源在于对什么是价值，谁创造了价值的认识有问题。马祖卡托指出，如果我们无法对我们所说的价值做出界定，我们就不能确保创造出价值，不能确保公平分享价值，也不能确保经济增长。因此，如何理解价值，对于我们有关经济发展往何处走以及如何改变其路径至关重要。

第一，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要理解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是资本主义（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可以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倍加的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波峰最终填满波谷，价格与价值最终在一条直线上重合。劳动可以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不创造物质产品。非生产劳动的劳动者的收入是再分配的结果。货币资本（后来演化为银行资本）、商品资本（后来演化为商业资本）都服务于产业资本。平均利润是各种资本形式瓜分产业领域的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表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表现是资本有机构成愈来愈高，超额剩余价值使资本家对创新趋之若鹜。人类社会由是波澜壮阔地发展。针对有人怀疑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写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饿死，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他们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数量上一定的社会总劳动量。”

第二，劳动价值理论支持实体经济，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支持实体经济。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首先是扎实的实体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业化永远没有尽头，永远须首抓。农业方面的劳动、工业方面的劳动都是劳动价值论首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劳动价值论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要求市场主体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使自己的商品有竞争力（马克思说他发现了一个谜，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家，却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商品便宜）；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标志着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超额利润的获得推动着创新以及经济社会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和发展。第一个企业家率先创新，获得了超额回报，其他企业家跟上，社会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平台。又有人打破新的平衡，带领大家达到新的层面。如此不断前进。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分配给各行业的劳动总量，作为一种机制，调节着产业的合理平衡。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标志着社会把金融业等只看作服务于生产劳动的非生产劳动，有利于杜绝其赌博和金融大亨们的天价年薪。

劳动价值论支持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按劳分配与劳动价值理论同属于一个理论体系。按劳分配是劳动价值论合乎逻辑的理论选择。只有劳动创造了价值，按劳分配才会理直气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指出，“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只要真正按劳分配，只要坚持按劳分配理论，劳动者的贡献和所得就会协调，就不会两极分化，也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共同富裕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追求的目标。共同富裕需要引导、领导，只有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情况下，代表所有者的政府才有资格引导、领导，制定和实行各种政策。共同富裕讲的是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奋斗，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目标。有的人看到金融大亨和高管的天价的年薪，就以为劳动并不能致富。其实，他们天价的年薪恰恰是没有贯彻劳动价值论的结果。劳动价值论是价值决定价格，不是价格决定价值。随着GDP范围的不断扩大，实体经济出现了金融化。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回到劳动价值论的逻辑上。

第三，坚持劳动价值论，抑制过度金融化、虚拟化带来的消极影响。20世纪70年代，金融活动计入了GDP，实体经济也随之被金融化、虚拟化，事实上金融已经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是挤压实体经济。马克思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他写道：“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他指出，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财产的原始方法。列宁也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商品生产的基础被金融寡头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的天才拿去了。凯恩斯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凯恩斯认为金融大亨的行为就是一种赌博，而博彩者获得的利润仅仅是一种转移。为了防止个人在此过程中伤害自己和他人，应对这种转移加以限制。凯恩斯表示，既然赌博拼的是运气，就不该假设金融投机靠的是技巧。如果任何人提及技术（或投机者的生产力），那就表明他想要欺骗别人。凯恩斯认为赌博和投机所得收益应当上交国家。他说，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沦为了赌场活动的产品，那么这种发展很有可能会失败。

上述分析表明，劳动价值论支持和发挥的作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是一致的，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作者：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本文转载自《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