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深刻塑造了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战略机遇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高质量发展仍是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党和国家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予以高度重视。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首次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这一表述明确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这表明，我国在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注重需求侧管理，并通过供需协调，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可以看出，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出现弱化等现实情况，党中央着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重要抓手，围绕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全要素生产率备受学界关注。索洛余量的提出，为学者们从事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经济贡献分析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从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往往将全要素生产率视为一个技术概念，重点关注如何对其进行科学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 这些研究虽然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内涵，但仍存在三点不足。第一，视全要素生产率为中性的技术概念，未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挖掘；第二，大多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直接用于解释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特色，特别是社会主义劳动并非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第三，注重从供给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忽视供需协调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增进社会财富、促进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和研究任务。作为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及其规律的系统性归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学理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实践检验与路径探索。本文内容展开如下：首先，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思想“寻根”，探究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其次，基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和中国的经验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践检验。随后，探讨我国在新征程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途径。最后是结语。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思想缘起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枢纽性概念，宏观层面事关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微观层面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等问题。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有必要探寻其思想缘起。

（一）生产率理论的早期演进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重在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视角，考察全要素生产率的起源与发展。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往往被当作技术指标加以使用，以致忽视对其思想缘起的探索。事实上，生产率理论的演进历程表现为从“要素生产率”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过程，而关于生产率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早期前古典经济思想的分工学说。前古典经济思想家虽未正式提出生产率概念，但其分工思想已涉及生产率问题。

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占据当时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地位，其关于生产劳动和生产率的思想还对产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作出了积极的理论回应。15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欧洲出现与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开始盛行，为了更好回应时代演变，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对“生产劳动”作出了不同的阐释，进而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不同的产业领域界定。面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等欧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重商主义学说和重农学派关于生产率的基本思想基础上，斯密首次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认为劳动分工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即劳动生产率是一国财富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同时，他提出劳动创造价值。价值理论由此成为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最核心内容。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必须在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更具必然性、合理性、优越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正处于产业革命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需要在理论上与产业革命实践进行呼应，论证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论证资本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正当性，而李嘉图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虽为资本反封建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也否定了资本获取利润的正当合理性，劳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开始被客观效用价值论（也被称为生产成本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萨伊系统提出了生产成本价值论，认为价值即效用，由劳动、资本、自然（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土地、资本与劳动一样具有生产性。 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庸俗经济学“要素价值论”的转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史动因。古典经济学时期是生产率理论的萌芽和探索阶段，关注的重点仍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而庸俗经济学之后不仅关注劳动生产率，也关注资本、自然等要素的生产率，但其是从“价值”源泉意义上关注资本等要素的生产创造性，而非一般“财富”意义上，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否定。事实上，萨伊的“要素价值论”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典经济学理论。斯密在提出劳动价值论思想作为对产业革命和自由竞争时代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回应外，看到了坚持一元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价值取向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他同时提出了“收入价值论”，即把资本、土地、劳动分别作为利息、地租、工资等收入的来源，进而作为“价值”的源泉，以此为资本利息和土地地租的合理性提供依据。不同的是，斯密指出在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价值论，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经过一定历史时期（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稳定，从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的时期）则以“收入价值论”为主。

伴随着工业革命进程，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凸显，财富分配不平等、贫困等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普遍不满。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再关注价值论等相关分析，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并运用数学分析求解个人效用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问题。以门格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种主观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极大地改变了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析方法。他们将价值视为主观性的东西，进而将商品的价值归为主观价值，同时也提出用主观价值和客观交换价值来取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之所以取代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主要在于主观效用价值论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确定为满足人们的需求欲望，这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矛盾引致的经济危机的回应。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奠基人，马歇尔将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资本生产力论等理论与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认为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需求层面由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供给层面由生产要素相应的成本决定。实质上，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并将价值与价格视为等同，均衡价格论开始替代价值论成为主流。

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生产率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生产率理论是以使用价值为线索，以农业或工业等特定行业为例，从分工协作、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等方面展开分析。新古典时期的生产率理论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完备的假设前提下，以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等为基础，结合边际分析方法，从分配领域来分析效率问题。关于生产要素的价值，古典价值理论认为，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也就是生产成本是决定价格的因素；新古典价值理论则认为，生产要素价格取决于其生产产品的边际效用。可见，两种价值理论关于最终产品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相反的。

事实上，马克思也较早地对生产率理论进行了研究。在其构建的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他将效率和技术进步视作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劳动等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生产率，并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技术效率指标，是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结合体，并明确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即一定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看，抽象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具体劳动则形成使用价值，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具体结合的能动过程。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生产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的效率，而“效率”又只能是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那么，如何理解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活劳动的消耗量；二是包含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量。这就意味着通过活劳动的消耗量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就是考虑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而同时考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就蕴含着预付资本即所有投入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思想的体现。从时间维度上看，马克思比其他西方学者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早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开启了科学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先河。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的学说。一方面，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也是构建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自身的目标和研究任务，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此相应，需要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基本经济范畴加以使用。那么，作为一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用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仍具有适用性？

1.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新变化，要素投入日趋多元化，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被正式提出。戴维斯首次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界定，认为其是所有产品与资本、劳动、原材料、能源等所费资源的变化。索洛统一了生产函数，认为从产出增长率中扣除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全部归于技术进步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索洛将技术进步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外生变量，而“不可知的部分”被称为索洛余量。为此，2018年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全要素生产率词条上明确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概念描述虽简单明了，但索洛余量影响因素众多，仍无法打开不可知部分的“黑匣子”。从理论缘起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建立在“斯密教条”和萨伊“三位一体公式”基础之上，而要素价值论本身的混乱掩盖了社会生产的真正主体和价值来源，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在实践应用上遭遇如价值源泉的错设以致要素分解无法真实反映要素的增长贡献等现实悖论。

针对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必要以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进行引导和开拓。马克思在分析协作时指出，工人作为社会工人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 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重要表现，并集中体现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重要范畴上。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重点论述了商品生产的微观供求平衡条件，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做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不难看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就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成反比，是价值决定的基础。从劳动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来看，主要体现了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机关系、人地（自然）关系、人人关系结合的规模和效应，涉及的均是人和物的资源配置规模效应问题。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实现的数量界限，是从社会商品总量来讲宏观供求平衡条件，解释了市场价格波动的整体表象。实际上，这种宏观供求平衡是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强制实现的，通常状态是生产相对过剩，且宏观必要劳动时间制约微观必要劳动时间。“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

上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改造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后建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对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逐步展开。在阐释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他指出“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做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这里规定了价值规律的核心内容：价值规定本身和按比例分配劳动。从逻辑展开过程与历史过程的一致性看，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在两者叙述的间隔中，大幅阐述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在流通中实现的规律，才能在分析资本主导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中，确立和开展对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由市场竞争体现的总供求平衡关系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内产生，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体现并包含在其中的劳动生产率发展规律亦是如此。

2.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本质差别

劳动生产率发展规律受社会制度制约，实际表现为不同社会制度下特殊形式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除了表现出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从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降外，还表现为技术构成的提高，这是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规律。但由于社会性质和生产目的的差异性，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因素和测度标准有着本质差别。

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在于攫取剩余价值。“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从而资本的存在本身，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但不是以绝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是以相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这种生产率是以相对的生产率为基础的，即工人不仅补偿原有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他在自己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比维持他作为一个工人生存所需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要多。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存在的基础。”“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 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要素均是服从资本增殖的需要。不变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的存在，使价值度量发生重大变化。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旨在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期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殖。新技术的发明、机器的应用等，都是以能否增加剩余价值，而非节约劳动为评判标准。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规律是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发展特殊的两大社会形式。概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同时，无产阶级在完成夺取政权和基本解决剥夺者的任务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生产劳动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换言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目的所决定的。“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待和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结合方式，将极大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标就在于“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可见，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将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二、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的实践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高速增长，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重塑了生产方式。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规模报酬类型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使得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传统增长核算方法越来越不具有适用性。为此，有必要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出发，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既有研究基础上予以改造和完善，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

（一）既有测算的梳理与完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掀起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热潮。而同一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存在差异的根源，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方法和数据处理等方面。

在核算方法上，目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方法主要有增长核算法、非参数法和参数法三种。其中，生产函数形式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多数学者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但也有学者针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性质提出质疑，认为该函数是收入恒等式的变形，而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全要素生产率不能体现生产因素，其与技术并无直接关系。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资本、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弹性均在持续地发生基础性变化，规模报酬类型也并非一直不变，采用固定的总量生产函数不是最优选择。有学者基于同一组数据，采用不同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后发现，数据包络分析（DEA）针对宏观分行业面板数据更为适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和变化趋势在不考虑回归系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绝对值的大小情况下基本一致。在数据处理方面，产出通常采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加值等进行衡量，但忽视了并非所有劳动都能创造价值。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并结合社会主义性质和生产目的，本文将劳动划分为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劳动和社会公共事务劳动四种类型。物质生产劳动是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衣食住行用的物质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劳动。其中，“食物、衣服、住房和所必需的工具”涉及农林牧渔、工业、建筑业等。精神生产劳动是提供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的劳动，是“人自身的生产”的劳动，涉及科教文卫等行业。商业劳动是直接生产过程在流通中的延伸，属于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劳动，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货币作为借贷资金而发生的服务活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涉及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社会公共事务劳动是非商品关系的劳动，劳动收入是由社会再分配所决定的，涉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和商业劳动均直接或间接参与产业资本循环，实现了实际生产过程与劳动能力再生产的有机统一。要素投入的有效度量将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高低。在劳动投入方面，通用做法是采用劳动力投入的数量进行衡量，其中有一个隐含假设就是劳动力的同质性。从现实情况看，劳动力素质和结构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若忽视则可能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上的偏误。在资本投入方面，考虑到资本要素参与到生产中的是资本服务，故在测算中需要充分考虑固定资本形成、资本生产能力变化和退役模式等。在资本服务的测算上，乔根森等人最早根据资本服务量与当前的生产性资本存量成比例的关系，将不同类别的生产性资本存量通过相应的资本租赁价格加权得出资本服务量。后来，学者们进一步完善资本服务的测算，存量资本生产能力变化采用双曲线年限—效率模型，退役模式则使用对数正态分布来刻画。考虑到资本的实际使用很难准确测度，目前主要通过假定资本服务与资本存量成比例而采用资本存量进行衡量。

（二）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满足经济分析和管理的需要以及与国际标准相衔接，我国1987年以来对三次产业增加值以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进行了6次补充修正，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事实上，纯粹由于资料来源的变化对GDP核算历史数据的影响只延伸到上一个普查年度，基本分类的修订和核算方法的改革更可能影响到GDP核算的全部历史数据。GDP核算期间对金融服务产出核算方法及房地产业行业分类进行了多次调整，致使虚拟资本增殖的经济活动对GDP的贡献相对提高，GDP反映实际生产活动的功能减弱。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界定，本文剔除了金融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接下来，我们探索运用省级层面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1987—2019年全国、产业、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加以分析。

1.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层面的变化

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在三次产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2.81%和31.52%（见表1）。1987—199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速，这一定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进入稳速增长期；2005年以来，受投资过热以及阶段性、地区性、结构性的能源短缺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首次出现负增长。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投资需求疲软，资金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使得投资的需求与投向错位，进而导致资源错配。加之国内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技术引进难度加大，而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增强等，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2010—2014年间下降至-2.95%； 随后，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探底后快速回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从产业层面来看，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虽历经波折，但其增速整体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1987—2019年，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3.47%和6.71%、1.35%和18.67%、3.72%和32.01%，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不同时期差异明显。考虑到考察期间行业划分标准存在差异性，我们以2003年为界进行分析（见表2和表3）。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下，我国通过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出台对外开放政策等，有力地推动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迅速发展，1987—2002年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向好态势，但在1989年后呈明显的增速放缓趋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看，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最高，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最低。2005—2019年，我国13个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先后在不同时点出现负增长，直至近年来部分行业才转为正增长。从第二产业看，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强有力的财政刺激计划，资本积累快速上升，特别是工业部门投资驱动的特征十分突出，使得工业资本投入增速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长时间处于负增长状态，这是造成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2005—2019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3.46%，明显低于建筑业。从第三产业看，45.45%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5—2009年出现负增长，这一比重在2010—2014年上升到81.82%，虽然2014年后这一比重有所回落，但仍高达72.73%，这是造成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的主要诱因。但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研发支出资本化核算方法逐步成熟等利好因素影响下，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仍保持正向增长。

2.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及其变化

由马克思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加快技术进步，这需要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等；二是优化要素配置，重点从制度层面解决资源错配问题。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但在时序上呈现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交替性驱动现象，且三次产业的效果各异（见表4）。2004年以前，资本、技术等的引进带来了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进步增速整体高于技术效率增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各类要素不断流向效率更高或相对更高的部门，使得我国技术效率增速整体高于技术进步增速；在全球总需求不足等背景下，2005—2014年技术进步增长率的下降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因；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2015—2019年技术进步增速整体超过技术效率增速，技术进步成为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次产业层面的分解也表明，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从第二产业的具体行业看，工业和建筑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但从2005年开始工业的技术进步增长率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05—2009年的-2.10%上升至2015—2019年的6.69%），而其技术效率增长率却快速下降（由2005—2009年的4.94%下滑至2015—2019年的-8.01%），这是该阶段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动因。此外，近些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代表的多数行业出现技术水平停滞甚至倒退现象，存在明显的“逆技术进步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三、在新征程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面对近十几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负增长等现实情况，如何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那么，全要素生产率能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吗？若可以，如何在新征程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不得不回答并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而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向更高级形态迈进而形成的阶段，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途径。

从表征上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相对于美好生活需要而言供给还不够充分，形成了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不平衡，是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体现。对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加以化解，这就特别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视量的增长的同时，重视质的提升，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从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当一国身处低收入阶段时，可通过扩大要素投入量，以高速增长的方式摆脱“贫困陷阱”。这不仅在供给层面表现为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且丰富，还在需求层面表现为市场规模随经济发展过程而不断扩张。随着经济发展摆脱“贫困陷阱”，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也随之发生系统性变化。我国自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这种经济发展约束条件发生了显著性变化，既有系统性变化，也有趋势性变化，体现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等多个方面。为适应新变化、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我国需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数量追赶”的粗放型增长向“质量追赶”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经济结构从“规模扩张”的增量扩能为主调整为“结构升级”的做优增量、调整存量并举；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为关键。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通过要素使用及其优化配置实现最大产出，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其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而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即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这也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以30年为标准来看，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分别有19、21、24个上中等收入国家，未能成功跨越至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占比分别为26%、43%和50%。可见，一国或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越长，跨越的难度就越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发展方式未能实现根本转变，并直接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态势上。因此，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正增长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概言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决定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成效及质量的关键所在。

（二）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这意味着我们在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也要促进需求总量的持续扩大和需求结构的不断优化，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从经济增长理论变迁看，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短期经济增长取决于需求因素，而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供给因素。换言之，长期经济增长往往忽视了需求因素的作用。从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思想来看，基本都在强调资本积累、劳动等供给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哈罗德和多马开始将经济增长问题作为单独的经济问题加以研究。在储蓄等于投资等假设前提下，虽将需求因素间接引入模型中，但仍在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其后，索洛和斯旺在此基础上将需求因素视为短期干扰因素，认为外生的技术进步能解释索洛余量。面对工业革命下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和现实经济增长难以被合理解释的实际情况，内生增长理论、新制度增长理论等开始将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内生化，但总体仍停留在供给层面。当然，这些经济增长理论并未否认需求因素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只因其影响是间接的而予以忽视。与此相反，非主流经济学者更强调需求因素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出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理论。例如，在哈罗德模型基础上，借鉴卡尔多、卡莱茨基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学者将需求因素引入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需求导向的长期经济增长。不难看出，学者们虽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存在争议，但基本认同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均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事实上，马克思早在两部类增长模型中就指出了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等供给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同时也涉及需求因素的作用。马克思的两部类增长模型同时兼顾了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等方面的问题，实现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这为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由于仅考虑供给因素，使其局限性日益突显，只有将需求和供给因素相结合，共同阐释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才更具指导意义。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看，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动均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乃至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若仅考虑供给因素而忽视需求因素，就无法准确解释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生产大幅下滑的深层原因。日本、韩国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自进入工业化后期以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从供给层面看，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转换时并未发生大幅度变化，这就必须从需求层面寻找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在于制度红利的不断释放。换言之，制度变革在促进生产率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需求的不断扩张，而需求特别是内需的持续扩张在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余年里，中国的消费升级过程历经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传统“老三样”阶段，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新三件”阶段，空调等耐用消费品阶段，家用汽车等大宗消费品阶段，房地产业飞速发展阶段等。每一轮的消费升级，都会带来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一类或几类消费品扩张，进而刺激企业为追求利润而扩大投资规模，引进技术或进行自主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产能。但随着社会需求量的萎缩，企业生产能力无法及时进行调整或退出时也将带来产能过剩，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冲击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说，无论是改革开放时期还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变化，需求因素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上可知，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均表明，需求因素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片面强调供给侧，而忽视需求侧的理论分析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也不符合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实际。为了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高质量配置、高质量的经济循环等目标，有必要平衡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等多个方面，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发展机制。

从供给侧来看，面对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本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我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针对全国及产业层面技术效率增长率明显低于技术进步增长率，工业等部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相对偏低等现实情况，应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聚焦战略性、关键性、紧迫性领域，在基础原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方面的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进行前瞻性部署，支持各地区结合自身优势打造细分领域的标志性产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努力在原始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同时，坚持以数字化发展为导向，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在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深入推进制造业等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同时，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进而形成以技术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领域应用带动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建设，持续优化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从需求侧来看，主要体现在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两个方面。在需求总量方面，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而高新技术及教育等行业投资不足。在需求结构方面，错配现象较为明显，如高端消费群体的需求日趋旺盛，但与之相匹配的供给匮乏等问题。这就需要在扩大内需上“补短板”和“促升级”，提高有效投资的总量，并注重有效投资的方向与领域。特别是要发挥好供需的协同效应，使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形成“提高供给质量→满足现有需求、挖掘潜在需求→促进需求升级→引领供给升级→……”的高水平供需协调机制，有针对性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换言之，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动力，在新发展阶段“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就要求以创新为第一动力，“通过补短板、挖潜力、增优势，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满足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实现供需匹配和动态均衡发展”。

四、结语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 这意味着我们要辩证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既不能盲目吸收，也不能盲目排斥，应在全面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汲取其合理成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容性、创新性发展。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重新审视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一个基本经济范畴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生动写照。

一方面，虽然全要素生产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见概念，但其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对其加以审视和改造。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思想缘起可知，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中蕴含着全要素生产率思想。作为劳动生产率的重要表现，全要素生产率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体现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上，进而突显出不同社会制度所带来的根本差异。劳动生产率发展规律一般直接体现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降和技术构成提高等方面，而劳动生产率发展规律特殊则与社会性质和生产目的息息相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不仅反映出这一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也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理论认识。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变迁，使总量生产函数等均发生基础性变化，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传统增长核算不再适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践检验。为此，本文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出发，将劳动划分为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劳动和社会公共事务劳动，分别明确所涉部门，剔除非生产劳动涉及的相关部门，以期真实反映实际生产活动。由此测算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情况更具针对性，能够更好反映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和根结所在，进而论证了供需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关键作用，有助于从实践层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实践提出的基本问题，从理论层面凝练上升为基本范畴，形成“术语革命”，再以此为基础形成范畴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没有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便会成为无本之木。当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极其艰苦的探索。本文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再审视，将这一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加以变革，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仅仅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尝试和切入点。相信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所体现出的自然性与人文性、科学性与阶级性、继承性与批判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思想性与逻辑性，必将适应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需要，并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作者：范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