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政经大论坛CPEF研究报告发布会（第4期）：数字平台治理研究”顺利开讲。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本期论坛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线上参与人数达2.3万余人。应广大听众要求并得到发布会参与嘉宾许可，本期政经大论坛可以观看回放了！回放地址链接请见文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谢富胜主持了本期报告发布会，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直博士以“数字平台治理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

本期论坛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东，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吕本富教授，《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齐昊副教授作为研讨嘉宾。

第一单元：报告发布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直博士以“数字平台治理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

李直博士认为，数字平台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与经济运行的效率，还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各种便利。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平台的企业与资本要受到资本增殖逻辑与市场竞争过程的约束。在缺乏平台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平台发展可能会以牺牲其他经济主体或社会总体利益为代价，来获得竞争优势并完成资本增殖，所以必须要对平台的发展进行治理。为了对不同类型平台实施针对性治理，需要剖析平台具有的技术社会特性与竞争垄断动态。对此，报告回答了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数字平台分析的基础是什么？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不同类型资本和活动进行分析的基本思路，具有不同具体功能的平台的一般性在于其可以协调各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从而促进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进行。其定义为收集、处理并传输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数据与信息的可（再）编程数字化基础设施，其为两个或多个主体的交互提供空间，并为数字化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平台所具有的即时协调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功能反映了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会出现“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趋势的预言，其出现加强了经济主体对完全异已的市场过程的部分控制，发挥着“社会簿记”的功能。

第二，数字平台的收入性质与发展动态如何？根据平台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的一般性作用，可以发现平台整体上是在流通领域中帮助价值实现，而非直接参与价值生产，因此平台企业所获取的收入是对其他劳动创造的价值的转移分配。即使平台具有前所未有的协调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能力，但其规模仍然受到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的限制。而平台普遍具有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决定了平台发展的复杂竞争动态。这是我们认识平台发展引发的各种问题的基础。在缺乏合理治理的情况下，不同领域平台的发展既有共性问题， 又有特殊问题。共性问题来自于数字技术体系的一般性质和平台的一般增殖方式，而特殊问题与不同平台具体发挥作用的领域相关。

第三，数字平台治理的总体原则是什么？应当从平台的基础特性出发，来梳理构建平台治理体系的总体原则。首先，要充分肯定平台发展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方面提供的助力，但是也要慎重把握平台扩张与整体经济的合理结构关系。其次，平台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能够适应由数字技术体系的快速技术迭代和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所造成的平台发展的复杂动态。然后，除了制定和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治理方还必须积极推进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监管方式，让数字技术本身成为规范和治理平台行为的关键。最后，平台发展的复杂动态与规模也决定了必须策动平台进行自治， 才能够有效降低监管治理的成本，构建合理完整的治理监管体系。

第四，数字平台治理的一般性问题是什么？首先，是垄断问题的治理。大型平台企业在细分领域内的垄断和平台特有的数字技术成为其巩固自身垄断势力的有效手段，平台垄断的形成会促使相关企业以损害平台使用主体的利益为代价，通过多种手段来最大化占有其他劳动创造的价值，这可能导致资本的过度集中以及对国计民生领域的过度介入与控制。我国新《反垄断法》于2022年8月的实施将我国平台垄断治理带入了新阶段。其次，是隐私与数据安全的治理。平台为了收集更多数据，会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不断扩张数据收集的边界，严重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被平台手机的数据可能出现泄漏，或以商品的形式被出售，甚至带来一系列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平台所具有的责任与义务，2020 年公布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也严格限定了平台过度收集用户数据的空间，《“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据安全法》等政策法规都将对公共部门掌握的敏感数据的保护列为了重点问题。

第五，数字平台治理的特殊性问题是什么？在不同的细分领域内部，平台会展现出不同的具体运行机制。首先，信息平台的问题在于平台在数据的生产和注意力的吸引为核心的运营方式下，有放任不良信息传播的倾向，甚至催生以制造虚假数据和流量为手段的盈利模式和相关互联网黑色产业。对于这一类平台，应当坚持正确价值导向、落实主体责任、确保信息传播真实性、严厉打击各种虚假信息的生产。其次，零工平台的问题在于，基于自动化算法的劳动过程控制体系、缺乏正式劳动关系的灵活用工模式、平台与零工劳动者之间权力的不平衡可能导致超时劳动等一系列劳动者权益问题。因此，需要打破平台的中立性，厘清平台与劳动者的法律关系，突破简单二分法，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推进零工社保制度创新，在零工平台充分吸收就业与保护劳动者权益之间达到平衡。最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问题在于其给金融过度扩张的可能性与相关风险带来了新的维度，掌握大量消费者数据的平台，可以借助于平台包抄完成向金融领域的扩张，最终形成更具有垄断势力的平台——金融复合体，使金融风险扩大化、集中化、隐蔽化。因此，必须明确各类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属性，将其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中进行管理，防止相关企业进行监管套利并引起金融风险；规范平台——金融复合体的行为，防止已有平台企业形成具有超强垄断能力的跨领域垄断组织，将信用风险扩张至高风险的人群，着力降低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单元：报告研讨

   论坛第二单元，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东，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吕本富教授，《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齐昊副教授分别就报告内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戚聿东教授对该报告提出了五点待改进之处。首先，平台企业不创造价值的说法值得进一步商榷。除了消费互联网平台，工业平台和非物质产品的生产是否创造价值？这些都需要运用经典理论进一步分析。其次，平台是否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还需要进行探讨。需要研究平台与传统基础设施的实质共性与区别，因为这里的判断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治理原则和治理思路。第三，需要正确看待资本积累过程中风投资本融资的作用。马克思曾借铁路的例子充分肯定了资本市场的作用，指出如果靠自我积累，世界上直到今天也不会有铁路，但是有了股份有限公司，铁路很快就被建造出来了。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反对资本无序扩张，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眼下资本出逃、资本转移、资本收缩，并从资本间的权利不平等来分析平台经济的动态竞争关系。第四，垄断与竞争的关系还需要从时间维度上分析，并且需要考虑所谓垄断程度的上升，究竟是来自于真的垄断，还是是因为创造了细化的分工领域？数字化时代的垄断中，技术壁垒、动态竞争带来的存量垄断，从产业组织的时间维度来讲，不一定会一直持续，需要进一步分析它的脆弱性和可持续性。反垄断领域讲的是相关市场，而不是我们这里边所说的细分市场，先进入的、占据了优势地位的企业可能是垄断者，也可能是分工细化的执行者。最后，报告还可在一开始便将中国平台发展的现状与中国经济发展格局联系起来，在此脉络下探讨平台企业的治理问题。当前全球经济下行甚至负增长的态势下，数字经济对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如果站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增长动能衰竭的时候，数字经济的崛起作为一种新赛道、新规则、新套路，它给了后发国家、给了后发地区、给了后发企业一种变道超车的新机遇，相当于重新洗牌，从整个世界来讲，它也意味着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构。我们中国的数字经济取得了世界第二的地位，还保持可观的增速，但我们更要看到，无论是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还是数字经济的增速，都尚不如美国，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是硬道理，需要在这个前提下去强调治理、安全、规范、无序、监管等问题。

杨东教授指出，我们需要深刻总结与反思过去40多年来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问题和教训，思考在颠覆性创新面前，如何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首先，垄断问题、隐私保护问题、数据要素的利用问题都需要仔细考虑和解决。为了保持我们国家持续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还必须要打破超级平台的垄断，防止包括数据抓取、数据屏蔽、数据封锁、自我优待、大数据杀熟等在内的各类不正当竞争问题，避免平台流量的自我优待、自我平台问题，这种扼杀创新的移动互联网Web2时代的惨痛教训，绝对不能再次发生。元宇宙、Web3等领域的平台正在崛起，我们需要刺激它们的创新，以实现与美国的更加有效的竞争。这对于鼓励创新，做大做强我们的数字经济至关重要。在监管方面，需要强化技术力量，发展监管科技。国家市场总局成立了大数据监测中心，强化了监管链、法链、平台算法三维结构的监管能力提升，以加强政府对超级平台的管控能力。

吕本富教授从数字经济的阶段性问题出发，对数字平台的治理策略进行了讨论。第一个阶段，大概在2010年之前，被称为记录的革命。搜索引擎、门户网站、ERP系统的出现将纸面和头脑上的信息储存在了计算机中，但这些都是过去媒介形式的单向延展。第二个阶段在2012年移动互联网产生后出现，被称为平台化阶段。现在的中国有大约400万app，而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超级平台有5-6个，每个细分领域又有2-3个头部平台。在平台技术的不断革新中，垄断也是短暂的。第三个阶段是认知的革命。人工智能技术会彻底改变整个决策机制，例如头条系流量的飞速增长已经改变我国流量分布的格局。只有从平台发展的历史与实际出发，才能更好地将理论应用在现实问题上。此外，平台是否创造价值也还需要进一步商榷，在当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精确匹配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无法为一些简单的生产环节所解决。在以产消者为核心的流量逻辑下，数字治理的核心也应该聚焦于流量的治理，因此必须明确区分私域流量和公域流量，并对症下药，创造系统性的算法来进行针对性治理。

陈永伟研究员认为，首先要厘清平台究竟是否创造价值，其次要探究价值创造之后的分配权力问题，并从中界定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再进行协调与治理。我们需要探究平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平台的定义有100多个，早期主要来自于管理学，多指向产品创新、模块化、大规模定制等生产组织优势；经济学方面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双边市场理论与流通理论。从其中可以看出，若平台直接参与生产活动，那么平台的搭建人员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需要肯定平台在生产阶段所起的作用；而若在流通领域的平台，也要肯定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帮助价值实现的功能。那么，平台获取的收益具体来自于何处？首先可能来自于自身雇佣的工人，其次是来自于产业资本的价值的分隔，最后，金融回报也是平台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创新性吸收，抛开对劳动的占有去构建一套价值来源理论，从产品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价值的分割，并通过分析平台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权利动态、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动态、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数据所有权动态、平台与政府之间的治理权分配动态等等矛盾，来权衡平台、平台内经营者以及消费者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良性的竞争氛围，用好资本、占领政策“制高点”、重视平台“市场-企业二重性”，并借鉴李嘉图的赋税理论，从而在尽可能降低市场扭曲的前提下，做大、做强中国平台经济。

齐昊副教授从平台经济金融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下平台治理的重点。反垄断只是平台经济治理的一个着力点，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目的，它和各类不同的政策目的相互结合来实施。这些目标可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是微观层面的目标，一类是宏观层面/社会层面的目标。微观层面的目标是指处理好平台资本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和消费者、各类用户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降低传统行业劳动者所受冲击，保护社会稳定，平台经济的崛起不能以牺牲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作为代价。宏观层面的目标包括创造就业、提高经济整体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防止过度竞争、防止生产过剩、防止一些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受到冲击。我们国家对于平台经济的治理一直是从具体问题出发，出现一个问题，便提出一个针对性解决方案，从而给新业态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但坏处在于无法抓到问题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研究有很深的历史深度，可以透过本质看问题，抓住其中的具体矛盾，中央提出的“要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就可以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结合起来，从根本的层面分析平台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从而决定政策的着力点。其中，平台经济金融化就是关乎平台资本的行为特征的这样一个重要方面。金融的逻辑在较大的程度上参与形塑了平台经济的发展路径，促使平台经济的发展策略趋于短期化、不可持续化，追求短期的金融收益，而不是平台经济长远的、可持续的稳定的发展。金融资本的支持导致了平台资本展开无序的扩张，从而塑造投资者的预期，将大量的资源用于简单扩张而非技术创新；导致平台之间的过度竞争、烧钱式竞争，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竞争模式；激化平台与其它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压榨零工劳动者或者是过度攫取消费者的信息；带来平台企业的金融市值或者估值和它自身的盈利能力之间的矛盾，估值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的预期，造成金融泡沫。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平台经济金融化的角度来审视平台经济治理的路径和思路，首先，需要充分肯定风险投资这种制度对于生产力促进的巨大作用，其次需要耐心支持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最后需要建设更加完善的制度，制约不正当竞争行为，使金融资本、平台资本创造出更稳定的工作、更高效安全的服务，并且能够起到支持传统经济、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富胜教授代表“政经大论坛”对李直博士的精彩报告和各位研讨嘉宾的深入讨论表示衷心感谢。

本期政经大论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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